“浪迹江湖忆旧游，故人生死各千秋，已摈忧患寻常事，留得豪情作楚囚”。恽代英说自己总是“摸黑路”前行，他的许多活动带有探索性质，至今予人深刻启迪。
1936年，毛泽东向美国记者埃德加﹒斯诺谈到，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中，建立起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，这三本书中，就有恽代英翻译的《阶级争斗》，1920年10月，恽代英翻译恩格斯著作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的部分章节，译名为《英哲尔士论国家的起源》，同年底翻译考茨基的《阶级斗争》，新青年社于1921年出版。
马克思说过，理论只要彻底，就能说服人。恽代英将利社会、利国家、利天下作为思想起点，用彻底的理论带领青年追求真理，他指出:“皇帝时代的主人翁就是皇帝”，现代社会的“主人翁就是民众”，并主张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，“我们是要谋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政治，不是要谋任何优等阶级利益的政治”，国民革命是为了谋取“占国民大多数的工人，农民的利益”。周恩来曾这样说：恽代英永远是中国青年的楷模，他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。
青年运动必须走与群众相结合道路的观点，是恽代英较早提出的。“他们要是革命的，便不应离开群众，他们果真为革命工作，便应钻到群众中间去，去和群众融洽起来，探知群众的生活、习惯、心理及要求。我们与群众发生了密切关系，群众才能相信我们，而且我们才能有把握地宣传群众。这种革命工作，才能有基础，才能成功。”恽代英倡导党员只有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需求，学习群众方法，得到群众信任，才能赢得强大的革命力量。他还是较早关注农民问题的，赞同党深入农民群众中去。可以说，恽代英的群众观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早期雏形。
1920年，毛泽东提出：主义譬如一面旗子，旗子立起了，大家才有所指望，才知所趋赴。对怎样使主义始终如一地得以贯彻，他后来一言以蔽之——加强纪律性，革命无不胜。很巧合的是，恽代英也提出“党的两种要素——主义和纪律”，“只有严整的纪律，可以保证团结精神统一意志的行动”。1926年，他还在《黄埔潮》上发表《党纪与军纪》一文，阐明党和军队的关系，“在党军中间，党高于一切”，并指出“强调党纪的同时，重视军纪”。恽代英用自己的信仰、纪律和理论自觉告诫人们：主义和纪律是革命熔炉中锻炼共产党人品质的特殊原料，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“基因密码”。
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，坚决反对洋八股。恽代英号召青年作家从“象牙之塔”和“亭子间”走向社会生活，投入革命斗争实践中去，创造出革命的文学，达到宣传人民、教育人民、鼓励人民，为民族解放和自己解放而斗争。
